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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让教育成为桎梏:从高校里的“告密者”谈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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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海娜: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,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对何谓“正确”有着“非黑即白”的认识,那么一定是教育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。
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海娜
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有新闻爆出几件类似的事情,内容大致是某大学教授被学生举报“讲课不正确”,重者甚至“因言获罪”离开讲台。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,从教育的角度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。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,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对何谓“正确”有着“非黑即白”的认识,那么一定是教育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,教出这样的学生也可谓是现代教育中的一种耻辱和失败。

“非黑即白”的二元思维方式和不恰当的管理,害了学生,害了教育

毫不讳言,我曾经也做过一次“告密者”,那是在我的第一个初中一年级(我读过两次初一),当时我是一名学生干部,有一天被教导主任叫到了办公室,给了我一张表,要求我诚实记录每个老师上下课的时间等情况,一周交一次。当时,我们的英语老师有一次上课大迟到,大概迟到了20多分钟,我就如实记录上交了。后来英语老师找到我说,她辛辛苦苦去帮我们拿英语磁带,我却报告她迟到令她伤心难过。当时的我因为事先对老师迟到原因并不知情而内心委屈,而且左右为难,这位英语老师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,我也不想看着她难过,可是我也不敢违抗教导主任的命令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后来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结束的,英语老师和我一起去找了教导主任一次,说明了情况。

之后的我,内心一直很不是滋味,记录表再也没有填过任何老师迟到早退的情况,直到有一天教导主任收回了他的命令。老师只告诉我们什么是“正确的”,什么是“不正确的”,却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还有非常多种可能。就像是迟到是错的,却不知道什么样的迟到是应该被原谅的。而学生只会机械地服从老师的命令,而不会自己思考和进一步发问。

在我整个中小学的学习过程中,我大概只做了一件事,就考上了大学,那就是学会写出“正确答案”。直到上了大学,才知道,自己多看专业书,而不只是教科书,也是可以通过考试的;用自己的观点写论文,也是可以毕业的。但当时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仍是“填鸭式”为主,我们仍然按照老师的基本教导去判断正误。可想而知,毕业之后的我对生活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,我曾经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义愤填膺,好像浑身充满了“正义感”,而不能像教科书一样“正确”和“简单”的社会令我头晕目眩。因此,作为曾经的电视新闻记者,我的一身热血,很快便被现实打败。后来我决定将自己“清零”,重新接受教育。

那时候我到了香港,很多场合不改记者本性,到处跟人攀谈,还喜欢发表意见。在香港认识的新朋友曾经说我的观点犀利,“非黑即白”,当时的我不明所以,还以为是一种赞誉,后来才知道,当时的我距离真正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有多远。

只有“正确”和“不正确”的这种二元思维方式,直到我在香港开始研读硕士课程才真正得到打破。当时的老师一节课三个小时,逼着学生要动脑筋,学生再也不能享受“填鸭式”的“快感”了(事实上“填鸭式”于师生而言都是一种懒惰的学习方式)。课堂上讲到的每一个问题,几乎都有古往今来诸多学者提供了无尽的思路和学说,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哪个“正确”和哪个“不正确”,而是需要了解每一个人提出的每一种学说背后的原因和道理,学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同一个问题。老师每讲一段,就会停下来,征求学生们的看法,这时也算是个小型辩论的时间,可以听到各种观念的碰撞。更有意思的是每个科目的主课上完之后,还有很多堂“导修课”,这些课上学生要分组合作,对主课衍生的一些小课题做研究汇报,由另一组同学来辩驳,或者接受其他全体同学的辩驳和质疑。我再也不能通过写出“正确答案”来拿高分了,因为我们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由大课的表现和考试、导修课的表现和独立的论文三大部分来组成的,每个人必须看完老师推荐的海量阅读材料,历经通宵看书澄清疑惑的辛苦,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心得,全面理解所学习的主题,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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